有一种书，你读的时候一直在笑，合上之后却莫名想哭。朴相映（박상영）的这本短篇集就是这样。书名很长，《无人知晓的艺术家之泪与宰桐意大利面》，光是念出来就像一个笑话的开头——然后你翻进去，发现那个笑话的结尾比你预想的要重得多。
朴相映是韩国新生代作家，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录了七个中短篇。书里的人物各有来历：有沉迷于与陌生男人在高档酒店共度一夜的应召男「齐齐」，有把Instagram当作全部人生的三十岁女导演「素拉」，有在练习生宿舍里分秒准备出道却最终失败的女孩，有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周边游荡、觉得人生无聊透顶的上班族。而贯穿全书、也是书名来源的那篇〈无人知晓的艺术家之泪与宰桐义大利面〉，则跟着一个酷儿导演「我」，从伊拉克战区的壁画小分队，一路走到首尔梨泰院的同志酒吧，走到一个义大利面馆的关门大吉。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彻底，失败得没有半点余地。
「我」想拍一部这世上不存在的酷儿电影
先说说这本书的核心故事。
「我」是一个同志电影导演。大学时代，韩国独立电影圈兴起了一阵酷儿电影热，但「我」几乎把能看的都看了，每次都大失所望。那些电影要么矫情，要么走形式主义，要么赤裸裸地充当政治宣传，「与男同志（也就是我）的现实状况差距甚远。看电影的时候，我甚至产生了憎恶之情」。
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要拍一部「纯度百分百的酷儿电影」——不把同性恋当勋章展示，也不以形式主义去消费，就只是拍同志的真实日常：喝酒、做爱、谈恋爱，和所有人一样。「我」为了凑拍摄经费，报名参加了驻伊拉克的「宰桐部队」，用六个月换来一千多万韩元的津贴，心里盘算着拍出震撼影坛的佳作，成为坎城电影节的宠儿。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那部电影「连无人关注的人权电影节都未能入围」，还被评论家批评为「缺乏现实性」，被贬为「假洪尚秀」。打败「我」获奖的，是一个「我」眼中典型的假同志导演丹尼爾·吴——一个用同志形象经营社交媒体、实则是「这世上最会利用同性恋的异性恋」的人。「我」因为在电影节聚餐大闹而被赶出场，从此彻底退出电影圈。
六年后，「我」在钟路一家即将倒闭的酷儿电影公司任职，每天的工作是在各大盗版网站搜索自家发行的片子有没有被侵权。「我已经过了自卑的年纪，更不会去思考——我拼命赚钱念电影系就是为了做这种事吗——这类问题。当我意识到能按时领薪已经是谢天谢地的时候，也早已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
这段话读起来很轻，轻得像是玩笑，但分量很重。
王香与那碗端不上台面的义大利面
故事里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王香。他叫「王香奈儿」，这是「我」给他取的外号，因为他无论在伊拉克沙漠还是首尔地铁，都要喷香奈儿的香水。
王香是一个现代舞者，或者说，曾经是。他从小学舞，每天练十四个小时，参加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际现代舞比赛，但每次都在预选赛遭到淘汰。他为比赛倾尽积蓄，出现了轻微的厌食症，房间里摆满了两个柜子的香水——那是他在一次次失败后，在各地免稅店买回来的东西，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身上有异味」。他全力准备的那支舞，叫「我是世界上的渺小一点」，最终还是与奖项无缘。
「我」和王香是在宰桐部队认识的。「我」一直怀疑他是「我们这边的人」，却始终没有开口确认，王香也一直说「我不是会和男人那样的人」。两个人在伊拉克的沙漠里画壁画，教当地孩子唱韩国流行歌，彼此靠近又彼此回避。「我」跑进沙漠深处，跪在地上，「两行泪沿着脸颊流淌而下。那是为我自己而流的、自我厌恶的眼淚」。
退伍之后，「宰桐义大利面」店开业了。那是壁画小分队里C的店，他用募兵津贴在公寓商店街开了一间意大利面馆，店名就直接涂在了原来「宰桐不动产」的招牌上。C是这群人里「唯一实现梦想的人」——虽然那个梦想说到底，只是一碗普通的面。一年后，店关门了。「我」和王香站在玻璃门外，「透过玻璃门，我们看到裡面堆满了传单和通知书」。
这就是全书的象征核心。宰桐，阿拉伯语中是橄榄的意思，象征和平与重建。而「宰桐义大利面」这个名字，是用宰桐部队赚来的钱、在宰桐不动产的旧牌子上刷了层油漆写成的，出现在一个公寓底商里，一年之后关了门。和平与重建，到最后，就是这么一回事。
「幽默」与「自我毁灭」是同一阶层最好的朋友
朴相映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把悲剧写成了喜剧，但那个喜剧的底色是实实在在的悲。
书里有一段，「我」和王香在人权电影节聚餐被赶出去之后，两人在P市漫无目的地找KTV。找到了一家叫「香奈儿KTV」的店，因为「两者放在一起任谁都会选香奈儿」。在包厢里越喝越气，最后两人把无线麦克风、铁制烟灰缸、电子手摇铃和空酒瓶全塞进包里，趁老板娘不注意冲了出去。「王香冲着香奈儿KTV的玻璃门大喊：『你们这些王八蛋！』我们呵呵笑着就转身跑走了。」
然后，「王香从健身包裡取出一支无线麦克风」，站在凌晨的路灯下，哭了。「我的眼眶也红了。我趁机也跟着王香痛快哭了一场。」哭完，把麦克风丢进路边的自行车篓，酒瓶摔在花圃里，「酒瓶破碎的声音传来，但我们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这一段写得太好了。你先是跟着他们笑，笑两个大男人在街上偷麦克风，然后突然笑不出来——不是因为情节变得沉重，而是因为你意识到，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报复方式了，而且连这点报复的快感也维持不了几秒钟。
故事最后，「我」和王香喝醉了，站在「碧昂丝血肠汤」旁边的街道上，王香大喊：「我们连世界上的渺小一点也不如！」「我」在书里平静地承认了这一切：「不要说成为一个点了，我们根本一无是处……我们完蛋了。」
而这个「完蛋了」，说出来却不让人觉得凄惨。评论家申炯哲说得很到位：「世上唯一有资格宣布某人失败的人，只有他自己。这部小说的失败宣言，正是由那些拥有资格的人亲自说出口，因此前所未有地坦然自若。」
这才是朴相映真正的本事。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主动宣告自己失败的。这两者之间，差着整整一个人的尊严。
这世上最难拍的电影，和这世上最难爱的人
「我」想拍的那部电影，片名叫《无人知晓的普通爱情》。这个片名值得细看。
「我」说，同志的现实和异性恋没什么不同，就是年轻人喝酒做爱、谈恋爱的日常。但评论家说这部电影「缺少酷儿的特色」，说他「对同性恋的反思还不够深刻」。「我」反驳：「这世上拍醉酒吵架的电影都是抄仿洪尚秀吗？」
这里有一个很辛辣的悖论——酷儿电影必须展现酷儿的「特殊性」，但「我」偏偏要说酷儿的日常和普通人没有分别；可一旦你这么说，圈子里的人又会指责你在回避身份。「我」的电影在主流发行公司那里无处落脚，最后是一个小型性少数人权团体愿意播放，团体负责人说他在别的电影节上看过这部片子，「当时我忍不住从座位上站起来鞠躬说了一声：『非常感谢』」。
就是这么一个小细节，比任何煽情的段落都更让人心里发紧。
「我」和王香之间那条若即若离的情感线，处理得也很克制。两人在伊拉克的贵宾屋躺着，「我」直接说了；王香说对同性恋没有偏见，但「他的语气就像是在说服自己，而且把我当成了隐形人」。「我」最终没有多说一句话——「况且，我们身在宰桐部队。在发生爆炸、死伤惨重的战场，我的感情显得微不足道，连一粒沙也不及。我没有再往前走一步的勇气，所以放开了围在他肩膀上的手。」
「一定要透过作品证明自己。那些人越是口无遮攔，我越是要成为具有权威的大人物。」「我」当年在电影节被驱逐后发誓，然后什么都没能实现。但书的最后，「我」播了一首刘彩英的歌，站在马路上跳起舞来。「我的身体跟随着她美妙的歌声左搖右擺，越跳越兴奋，甚至忘了最初播放这首歌的目的是为了安慰王香。」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我觉得比任何胜利的场面都更令人释然。
边缘人的方言
有一点想特别提：朴相映写的不只是酷儿，他写的是所有被这个社会的成功逻辑筛掉的人。
「我」和王香是同志。素拉是一个靠父母的钱维系自我想象的女导演。练习生是个出不了道的女孩。〈喬的房间〉里的有秀是为了赚钱交学费而做性工作者。这些人没有阶级上的共同点，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主流世界容不下他们。
朴相映并不为这种处境辩护，也不把它浪漫化。他只是如实描绘，带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幽默感。小说家李基浩说他是「天生的幽默作家」，他的小说里「没有匮乏，也没有禁忌；不存在控制、克制或说服之类的东西，只有一股直冲到底的劲头」。这话说得很准。朴相映的幽默不是表演出来的，是他看世界的方式本身就带着一种歪斜的角度，而从那个角度看过去，很多事情同时是悲剧也是荒诞喜剧。
比如「碧昂丝血肠汤」，比如「香奈儿KTV」，比如把丹尼尔·吴（就是「假同志」导演吴忠植换的艺名）送进目的地填错了的计程车里。这些细节放在任何一部严肃的社会批判小说里都是突兀的，但在朴相映这里，它们是这个世界本身的质地。
结尾想说，这本书最难得的，是它几乎没有给读者一个可以放心呼气的位置。你不能说「主角虽然失败了，但他得到了什么」，因为他什么都没得到。你不能说「他们找到了彼此」，因为他们最后也没有在一起。你能说的，大概只是：他们还在。还能站在马路上跳舞，还能冲着KTV的玻璃门骂一句脏话，还能在凌晨三点的路边把空酒瓶扔进花圃，听见破碎的声音。
「完蛋了。完蛋的我们一事无成。」
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是站着的。
朴相映（박상영）著，《無人知曉的藝術家之淚與宰桐義大利麵》，台湾商务印书馆，2022年。阅读更多《無人知曉的藝術家之淚與宰桐義大利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