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围绕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政治社会制度、政治观念展开研究；善于从历史的细微处进行深入探讨，对太平天国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就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思路进行探索，开拓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领域；新收几篇文章是作者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内容充实，文字精当，考证细密，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经典性著作。
洪秀全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拜上帝会”的真实情况如何？金田起义是发生在某一天吗？
本书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王庆成经典之作，主要围绕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主要人物、重大事件、制度建设、理论建构等展开研究。通过对史料的批判性利用和广泛征引，对太平天国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史事作了绵密而信实的考证，开阔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视野。本书论从史出，论述精审，不仅是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佳作，对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示范作用。
作者简介：王庆成（1928—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长期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著有《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等，并与罗尔纲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开始拜上帝并非开始革命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落第以后，阅读了梁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他接触基督教的开始。
参见E.P. 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952，p.43。
参见K.S.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1929，p.253。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第6册，第824页。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第6册，第896页。
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第165页。
参见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1973。
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最初接触，曾有研究者强调郭士立（K.F.A. Gützlaff）的作用。郭士立是普鲁士传教士，1831年来华，曾参与英国侵华活动。《南京条约》签订后，1844年，他在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国人的宗教团体，名叫“汉会”，利用“汉会”成员深入内地传教，散发《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 参见E.P. 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952，p.43。到1850年，郭士立的“汉会”所散发的《圣经》已遍及除甘肃以外的中国其他各省。 参见K.S.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1929，p.253。由于郭士立在19世纪40年代这种广泛的活动，因而关于郭士立同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关系，早在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就有许多传闻。如罗孝全在1852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有人谓郭士笠先生的一位信徒已投入军中，但吾未想到此即洪秀全氏，更不以为其人已为革命领袖。”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第6册，第824页。英国公使文翰1853年春访问天京后的报告中说，太平天国“所习者确系故郭士笠博士之团体所印行之传道小册子”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第6册，第896页。。近人有著作甚至说，洪秀全曾从郭士立学道，正式加入基督教 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第165页。；冯云山可能曾从郭士立受洗 参见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1973。。应该说，关于洪秀全以及冯云山本人同郭士立的这种关系，是缺乏可靠根据的。郭士立的“汉会”成员或他们的联系者后来有参加“拜上帝会”的，郭士立译的《圣经》和写的传道书后来也有传入太平天国的，这是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关系，他接触最早、早期思想所受影响最大的，可以确定，并不是郭士立或郭士立的作品，而是梁发的《劝世良言》。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97页。梁发有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心理状态：“神天上帝仁爱垂怜世人之极，而凡得知斯大道者，该凛然遵从之矣。而犹有积恶不肯猛然醒悟者……即被拘入地狱之中，永受苦祸矣。若遭着这苦祸者，甚难之至，哀痛之极也。盖世上算为最惨苦之刑罚，亦不能形容万分之一。因地狱的痛苦，没有了期之日。是以在生前不能回头改恶者，不如莫为人，宁可预早自受石磨慢慢磨死，免得死后更要多受几十倍地狱之苦刑也。……今照经书奥义，略述此地狱永罚之大意，余心甚惶恐，下笔竦然，毛骨震动，忽生无限之忧，诚恐亦被自己恶欲所害，恐一时迷惑，复犯罪恶，岂不是将来亦要受此永罚哉！孰能可救之也？”见《劝世良言》卷二。凡本书以下所引《劝世良言》，均据1832年原刻本的影印本。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生，幼年读过村塾，青年时做雕版工人，印刷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译的《圣经》，后来受洗入教，被立为传教士。在19世纪前半叶，基督教的新旧教派都力图更深地进入中国。一些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主观动机可能各不相同，客观上却总是配合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梁发同外国传教士关系密切。但他在英国侵略者大量输入鸦片的时期，曾写过一篇《鸦片速改文》，“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语极痛切”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97页。。从宗教信仰上说，他夹杂有中国传统的佛、道信仰的残余，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新教教徒，诚挚地迷信基督教的虚幻说教，也可以说他是受毒害的误入歧途者。 梁发有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心理状态：“神天上帝仁爱垂怜世人之极，而凡得知斯大道者，该凛然遵从之矣。而犹有积恶不肯猛然醒悟者……即被拘入地狱之中，永受苦祸矣。若遭着这苦祸者，甚难之至，哀痛之极也。盖世上算为最惨苦之刑罚，亦不能形容万分之一。因地狱的痛苦，没有了期之日。是以在生前不能回头改恶者，不如莫为人，宁可预早自受石磨慢慢磨死，免得死后更要多受几十倍地狱之苦刑也。……今照经书奥义，略述此地狱永罚之大意，余心甚惶恐，下笔竦然，毛骨震动，忽生无限之忧，诚恐亦被自己恶欲所害，恐一时迷惑，复犯罪恶，岂不是将来亦要受此永罚哉！孰能可救之也？”见《劝世良言》卷二。凡本书以下所引《劝世良言》，均据1832年原刻本的影印本。
《劝世良言》是梁发所写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初刊于1832年。全书九卷，包括九种小册子，但也有分为四卷、三卷者。它并不是系统地宣讲《新约》《旧约》，而只是在六十几个互不连贯的小节中，摘引《新旧约》的某些片段，加以中国化的敷衍，反复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条，是一本浅薄的传道书。
洪秀全在哪一年得到《劝世良言》，是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引用梁发本人的叙述，称梁发曾于1833年秋广州举行乡试时去贡院向士子散发传道书。有学者根据这一点和梁发于1836-1837年间不在广州而在新加坡，断定洪秀全在广州得到《劝世良言》不是1836年而是1833年。按洪秀全未中秀才，自不可能参加乡试，且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也不必直接得自梁发。这个问题对本文并不重要，这里不详加讨论。
就是这样一本书，对洪秀全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洪秀全是1836年在广州应考时得到这本书的 洪秀全在哪一年得到《劝世良言》，是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引用梁发本人的叙述，称梁发曾于1833年秋广州举行乡试时去贡院向士子散发传道书。有学者根据这一点和梁发于1836-1837年间不在广州而在新加坡，断定洪秀全在广州得到《劝世良言》不是1836年而是1833年。按洪秀全未中秀才，自不可能参加乡试，且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也不必直接得自梁发。这个问题对本文并不重要，这里不详加讨论。，但当时只略加浏览，未予置意。1843年夏，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借读后，认为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中国经书。于是洪秀全细心阅读，产生了更强烈的反应。从此，洪秀全开始拜上帝、敬耶稣、不拜偶像，洪秀全生涯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
有一种习惯的看法认为，1843年开始拜上帝，标志着洪秀全从事太平天国革命准备工作的开始。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洪秀全虽然读了《劝世良言》，但并没有接受梁发的宣传，而只是从《劝世良言》中借用了“上帝”这个权威，作为宣传革命、组织群众的工具。
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这两种认识是否正确，我们应该以洪秀全读《劝世良言》后的实际活动和言论来作验证。洪秀全和李敬芳读《劝世良言》后，有何作为呢？据洪仁玕的叙述，洪秀全“觉得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他们按书中所言，自行施洗；他们向上帝祈祷，答应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行天诫；他们以水灌顶，说：“洗尽罪恶，弃旧新生”；洪秀全还写了一首诗：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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