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資深記者譚蕙芸的著作《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是一部深刻而勇敢的非虛構作品。作者以自身家庭故事為藍本，用其敏銳的記者之眼和溫柔而堅定的筆觸，層層剝開了一個看似美滿的中產華人家庭的內裏，直面其中深藏的矛盾、創傷與掙扎。書的核心，圍繞著作者那個曾經是「會考狀元」、被寄予厚望，卻因精神疾病而與外界隔絕數十年的哥哥。這本書不僅是作者個人的回憶錄，更是一場對華人家庭結構、情感模式及文化心理的深度剖析。
故事從一個典型的香港精英家庭展開：父母是勤奮的中產階級，子女學業優異，在九七前途未卜之際，選擇了移民加拿大。然而，這個看似光鮮的決定，卻成了家庭分崩離析的開端。在陌生的國度，家庭內部的張力愈發凸顯，尤其是哥哥的精神狀況，成為一個不能言說的秘密。作者以極大的勇氣，回溯了家庭移民後，家人之間如何因愛之名，行控制之實，探討了期望如何異化為壓力，關懷如何演變成束縛。她不避諱地描寫了父母在面對兒子疾病時的無助、否認與傳統觀念的綑綁，以及這種態度如何導致哥哥的才華與人生被長久地封印在一棟空曠的加拿大房屋內。
隨著作者決定將年邁的父母和久病的哥哥接回香港親自照顧，本書進入了更為複雜和感人的核心。她以新聞工作者的客觀與韌性，重新「採訪」自己的家庭，拼湊被遺忘的記憶，試圖理解哥哥沉默背後的世界。書中一個動人的轉折點，是作者透過哥哥塵封多年的畫作，終於找到了與他溝通的橋樑。這些充滿力量的藝術創作，不僅揭示了他豐富而痛苦的內心世界，更意外地入選了巴塞爾藝術展，讓他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與社會建立了連結。作者透過書寫，不僅是在記錄一段家庭秘史，更是在進行一場艱難的和解與療癒，試圖在近三十年的困局中，為自己和家人尋找一條掙脫困境的出路。
在華人世界的文化語境中，「家」是一個承載著無限溫情與期待的詞彙，但譚蕙芸的《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卻以一種無畏的真誠，揭示了這個詞彙的另一重意涵。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宣言，“家鎖”，精準地捕捉了那種以愛為名，實則將個體層層綑綁、動彈不得的家庭動力。它既是物理空間的禁錮，更是精神與情感上的枷鎖，而這把鎖，往往是由最親密的家人，在無意識中共同鑄造的。
譚蕙芸的文字冷靜與溫情並存，她並未將家庭描繪成一個純然壓迫的牢籠，而是呈現其複雜的雙面性——它既能滋養，亦能吞噬。這頭名為「家庭」的巨獸，有著溫柔的眼神和強壯的臂膀，它曾給予作者庇護與成長的資源，卻也用沉重的身軀，壓住了哥哥的天賦與自由。書中對「模範家庭」的解構，是對整個華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面子文化」的深刻反思。當家庭的成功被簡化為學業成績、經濟能力等外在標籤時，那些無法被量化的個人情感與精神需求，便成了最先被犧牲的祭品。這把**家鎖**，鎖住的不仅是身患疾病的兄長，也同樣鎖住了必須扮演「正常」與「成功」角色的父母和作者本人。
閱讀此書的過程，彷彿跟隨作者一同經歷一場家庭的考古。她用記者的專業，挖掘被歲月與沉默掩埋的真相；她用女兒與妹妹的深情，重新理解家人的每一個決定背後的恐懼與愛。最令人動容的，是她並未停留在控訴或怨懟，而是選擇了行動。她親手解開“家鎖”的嘗試，本身就是一場革命。將兄長帶回香港，協助他透過藝術發聲，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兄長的救贖，更是作者自身的解放。她讓我們看到，打破“家鎖”的關鍵，不在於逃離，而在於回望與理解，在於以成熟的個體身份，重新協商與家人的關係，重新定義家的意義。
《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故事，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無數在傳統孝道、集體榮譽與個人意志之間拉扯的華人靈魂。它迫使我們反思，那條代代相傳的、名為「為你好」的繩索，究竟是維繫親情的紐帶，還是一道阻礙個人完整發展的“家鎖”。譚蕙芸的書寫，給出了溫柔而堅定的答案：唯有正視巨獸的存在，理解其力量與傷痕，我們才有可能掙脫那把無形的“家鎖”，學會如何去愛，而不是被愛所困。
部分书摘：
童年
在我的畢業證書、小學成績表裡，夾著兩張黑白５Ｒ從黑房沖曬的菲林照片。一張照片背部蓋上「東方日報贈─採訪組圖片」，並手寫上日期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另一張夾上「成報敬贈」英文字樣的紙條。
《東方日報》和《成報》，都是八○年代香港普羅大眾閱讀的報紙。照片夾裡，還附有幾張舊剪報。
那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時任最高領導人為英國派來管治香港的洋人，稱為「港督」，那時正值上一任港督尤德於一九八六底到訪北京時猝逝不久，其後有人以他名義成立了獎學金，每年向香港貧苦學生頒發獎勵。
而一九八九年春天頒發的那一屆，第一次設有「傷殘學生」獎，共五名大學生得獎，裡面包括一對失明兄弟，有一人坐輪椅出現，那是一名戴眼鏡的香港大學男學生，名叫李祖賢。
由於是首屆設傷殘學生獎，加上有一名學生坐輪椅出場（那年頭公眾對殘疾人士的想像比較刻版，始終覺得一臺輪椅較為「形象化」），記者鏡頭都對準這名得獎者。當從英國遠道來港頒獎的尤德夫人彭雯麗，在臺上穿著套裙優雅地彎腰握著得獎學生的手時，攝影師咔嚓咔嚓按著快門。
翌日，這張殘疾學生獲前港督夫人恭賀的照片登上了各大報章，成為當天的新聞照片。
負責推這位學生的輪椅出領獎臺的人，就是少女時期的我。
那時我參加了女童軍青少年義工組織，穿著藍色女童軍裙子制服，頭戴軍帽，胸前繫著深藍色領巾，只有十四歲念中學二年級，青春期有點發胖，剛患上近視戴著眼鏡，就這樣，我這位四眼小肥妹成為了新聞圖片配角。
看到女兒登上報紙後，我父親很雀躍，不但剪下報紙的細小黑白圖片保存，還親自造訪兩間報館，要求把照片原圖沖印出來作私人珍藏留念。
那時我父於公餘時醉心攝影，亦在政府任職中基層公務員。看到女兒上了報紙，會知道這樣的渠道，懂得去找報館要求翻印照片。無論是人脈還是辦事方法，他都顯得能幹和有行動力。
女兒之所以能夠上報，是因為參加了女童軍團體，才有機會在不同場合擔任義工，才有機會在頒獎禮推得獎者的輪椅上臺，才有機會成就父親的驕傲時刻。
即使女兒並不是照片的主角，在公共平臺看到女兒的身影，這個父親都已經感到自豪。
但耐人尋味的是，我清楚記得，自己當初向父親提出要求要參加女童軍活動，他是強烈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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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有點模糊，但印象卻十分清晰。
從出生至大約十歲，我和哥哥同睡一間房。許多香港家庭因為空間淺窄，都會購置碌架牀（雙層牀）。牀分為上下格，我哥睡上鋪，我睡下鋪。
後來兄妹踏入青春期，同居一房不方便，父母於是在空間較大的客廳，請工人用木板做了間隔，房間僅夠裡放下一個衣櫃、書桌和牀。由於空間太小，牀尾是伸進衣櫃凌空的底部，但以寸金尺土的香港來說，我能擁有自己的房間，已經十分奢侈。
小學高年班的時候，父母有讓我學習兩樣課外活動，芭蕾舞和中提琴，似乎希望培育女兒成為優雅西方小姐。或許是師資一般，或者是我的資質一般，兩樣活動學習了幾年均沒什麼成績。
應該是中學一年班，我大約十二歲，從學校知道校內設有「女童軍」制服團體可供學生申請參與。女童軍是來自英國殖民地的玩意，但來到香港變成了訓練女生步操，在野外生存，或做義工的課外活動。
作為一個外向型小孩子，那時想到，參加這些活動無傷大雅，而且通過學校參加，覺得父母應該會批准加入。沒想過，當我於晚飯時向父母提出想參與女童軍時，遇到父親激烈阻撓。
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但我清楚記得父親的一句話：「妳專心讀書就好了，不要做任何令妳分心的其他事。」他的意思是，任何其他活動都會影響我的學業成績，而他認為學業成績是我唯一需要追求的事。
小小的我，性格十分剛烈，不知哪來的意念，我百分之一百覺得父親的說法不合理，荒謬。那時我的學業成績即使不是班上最好，也絕對沒有到了令家長憂心的地步，玩課外活動會影響學業的說法並沒有依據。加上那時離影響升大學的公開試還有四年，我不過還是個中學一年班的十二歲女童，課業壓力並不大。
但這個父親，就是連一些很正經的課外活動都不讓女兒參加。
當天晚上，我發了一場大脾氣。我把小房間裡所有私人物品，逐一擲向牆壁和家具，發出砰砰砰砰的聲響，全家都知道我不滿。我用這個方法向父親提出抗議，我要爭取自己參加課外活動的權利。
之後，父親態度軟化，他讓我加入女童軍。
還有一個可堪玩味的畫面。加入女童軍後，需要購置一套包括帽子、領巾、裙子、及膝白袜和黑皮鞋的制服。
第一天我穿上了這套彩藍色裙子從小房間開門出來客廳準備外出的時候，剛好我父看到我一身制服造型。我清楚記得父親的表情，他臉上泛起滿足的笑容，覺得女兒這身制服亮眼極了，還趕緊去拿照相機，著我站好給他拍攝幾張照片才讓我出門。他好像忘記了不過不久前，自己是那麼反對女兒做這件事。
小小的我內心充滿疑惑，腦海裡泛起了極大的問號。同一個父親，當初激烈阻止我參加女童軍，覺得是影響學業的事情，但同一個父親，在很短的時空之後，看到我穿上童軍制服，竟然通通忘記自己當初的想法，究竟這個父親的管教邏輯是什麼呢？
這個關於我參加女童軍的小故事，對於這個家庭未來數十年的走向，潛藏著各種啟示。我父管教嚴厲，然而我的性格反叛，適時反抗，當我堅持走自己的路後，他又會讓步。但這種修正，並不是基於父母反思後改正自己，只是因為女兒反抗，壓下去太麻煩，唯有妥協。
問題是，在這個家庭裡，只有我會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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