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人郭实猎（Karl Gützlaff）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个性倨傲狷急、行事夸张高调。凭借超常的语言天才，他于19世纪30年代初，最先突破清政府海禁，又在之后一直扮演着鸦片商人、英国商务监督、侵华英军及港英政府的翻译、参谋、情报官、殖民官员和传教士等多重角色。他是中国境内第一本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者，是中国最早的内地传道会——汉会的创始人。他以中、英、德、荷等国语言撰写论文和游记，影响很大。他是后人理解19世纪上半叶中西碰撞过程的关键线索，但他的行为和形象却充满矛盾、迷离难辨。关于他的争论至今未消。
本书从新发现的莱顿大学特藏、圣公会档案、荷兰传道会档案等文献入手，以英、德、荷、汉等多语种文献互勘，力图重新勾勒郭实猎的历史形象，进而揭示他在“开放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舆论作用和实践层面的影响。
李驁哲的《郭实猎与“开放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是一部基于作者博士论文扩展而成的学术专著。这本书以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为中心人物，深入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宗教与政治的激烈碰撞。郭实猎作为一名个性张扬、才华横溢却饱受争议的德国人，他以超凡的语言天赋和冒险精神，成为英国“开放中国”运动的关键推动者。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传记，更是那个时代中西方帝国主义扩张、鸦片贸易泛滥以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缩影。李驁哲通过多语种文献的互勘和细致考证，力图剥离郭实猎身上层层叠加的传说与偏见，重新勾勒其历史形象，同时揭示他如何在舆论和实践层面助长了西方对中国的“叩关”行动。全书结构严谨，从郭实猎的姓名考证入手，逐步展开其生平经历、心理剖析、在华活动以及视觉图像的影响，层层递进地展现出中西碰撞的复杂图景。
书的开端即以绪论奠定基调。李驁哲首先阐述选题意义：郭实猎并非边缘人物，而是连接传教、贸易与外交的枢纽。在19世纪30年代，他率先突破清廷海禁，沿中国东南沿海秘密传教，并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鸦片商人充当翻译与情报提供者。他的高调行为不仅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的扩张热情，还间接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作者随后回顾研究综述，指出以往对郭实猎的描绘多停留在传记式叙述或道德批判上，如杰西·格雷戈里·卢茨（Jessie Gregory Lutz）的英文专著《开中国：郭实猎与中国-西方关系，1827-1852》虽详尽，但多从传教史角度切入，忽略了其在“开放中国”中的政治角色。李驁哲强调，本书采用实证方法，结合英、德、荷、汉等多语种原始文献，包括新发掘的莱顿大学特藏、圣公会档案和荷兰传道会档案，以及清代官方档册如《上谕档》和《筹办夷务始末》，力求还原史实。同时，作者引入心理学理论分析郭实猎的个性，并尝试“以图证史”，考察其肖像画在宣传中的作用。这种跨学科路径，使得全书不仅是一部人物研究，更是对中西互动机制的深刻反思。
第一章聚焦郭实猎姓名考，这看似琐碎的开篇实则直击研究的核心难题。郭实猎的原名为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中文世界流传的译名繁杂，如“郭实拉”、“郭士立”、“郭实猎”等，甚至晚清文献中出现“郭实癞”、“郭虾蟆”等讹传。李驁哲通过中西文献互勘，澄清其最早中文名为“郭实猎”，源于福建方言发音，并考证其自称“爱汉者”（Gaihan），意为“热爱汉人”，以示融入中国之心。作者还梳理了中西档案中对郭实猎的记录，如英国外交部文件视其为“中国通”，而清廷奏折则斥之为“夷僧”。这一章的小结强调，姓名之争反映了文化碰撞的微观层面：西方人试图“本土化”，却因发音与偏见而扭曲。这为后续章节铺设了史料基础，提醒读者，理解郭实猎需从语言入手，方能避开刻板印象。
进入第二章，作者转向郭实猎早年经历与人格特征，这里引入心理学视角，成为全书亮点之一。郭实猎生于普鲁士一个贫穷石匠家庭，童年饱受父亲酗酒之苦，母亲早逝，这铸就了他内心的孤独与野心。命运转机出现在青少年时期，他进入虔信派学校，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迅速展现语言天赋，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作者引用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分析郭实猎的“浪漫主义”倾向：他崇拜拿破仑式的英雄主义，却伴随自恋型人格障碍，常夸大成就以掩盖自卑。这种“无可奈何的使命感”驱使他投身传教，却也导致行为极端，如在日记中自比“上帝的先锋”。李驁哲不满足于标签化，而是通过郭实猎的自述信件和同侪回忆，描绘其从虔诚少年到冒险者的转变。这章小结指出，郭实猎的人格并非病态，而是时代产物：在启蒙运动余晖与浪漫主义浪潮中，他将个人创伤转化为对异域的狂热追求。这种剖析，不仅让读者窥见人物内心世界，还为理解其在华高调行动提供了心理钥匙。
第三章讲述郭实猎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经历，这是他来华前的“试炼场”。1826年，23岁的郭实猎抵达爪哇，加入荷兰传道会，初次面对多元文化碰撞。他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接触华人社区，与传教士麦都思（Robert Morrison）合作，学习中文并传播福音。作者详述其在爪哇的挫折：当地华人多为福建移民，沉迷鸦片与赌博，郭实猎的布道收效甚微。他转战民丹岛，尝试本土化策略，穿中国服饰、习俗礼仪，甚至娶当地女子为妻，却因种族偏见遭排斥。这一章通过荷兰档案还原细节，如郭实猎在岛上建立小型教堂，却因资金短缺而解散。作者强调，此期经历塑造了郭实猎的实用主义：他从纯传教转向“混合策略”，将福音与贸易、教育结合。小结中，李驁哲指出，荷印群岛的失败并非终结，而是催化剂，推动郭实猎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大陆。
第四章描述郭实猎从暹罗到中国的航程，这是他“叩开中国大门”的关键转折。1828年，他抵达暹罗（今泰国），在曼谷传教两年，结识英国商人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并参与鸦片贸易船的医疗服务。这段经历暴露了传教与商业的纠葛：郭实猎视鸦片为“打开心灵的钥匙”，却渐生道德疑虑。1831年，他随林赛的“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沿中国东南沿海秘密航行，从厦门到天津，首次突破清廷海禁。作者生动再现航行细节：船只伪装成商船，郭实猎扮成中国水手，分发《圣经》和传单，与渔民和官员周旋。在厦门，他目睹清军戒备森严，陈化成部下“老弱残兵”手持锈蚀火枪；在福州，他与闽浙总督魏元烺对峙24天，迫使当局售卖纺织品。抵达舟山和上海时，郭实猎记录了长江口炮台的朽坏与士兵的腐败，这些情报后来成为英国侵华的宝贵资料。李驁哲通过航行日志和清档对比，揭示郭实猎的双重角色：传教士与情报员。他在小结中感慨，此行不仅是地理探险，更是文化入侵的序曲，郭实猎的“爱汉”情结与实用主义在此交织，预示了中西冲突的深化。
第五章转向郭实猎的在华传教实践，焦点是其“中国联盟”（Chinese Union）的建立。1830年代中期，郭实猎在澳门和香港定居，招募中国助手，如黎亚发和王韬，建立本土传教网络。他印制百余种小册子，如《圣经》译本和宗教小说，以通俗方言传播福音。作者考证这些出版物的流传路径：从沿海渔村到内地城镇，郭实猎的助手化装成商贩，分发材料，影响了数千人。其中，洪秀全阅读其译本后受启发，创立拜上帝会，间接引发太平天国运动。李驁哲不回避争议：郭实猎的联盟松散，助手多为鸦片瘾君子，资金来源不明，常涉欺诈。但作者认为，这反映了早期传教的困境——清廷禁教下，只能靠地下网络。章节通过助手回忆录，描绘郭实猎的领导风格：他鼓励本土化，却因控制欲强而内部分裂。小结强调，“中国联盟”虽昙花一现，却开启了本土基督教的先河，体现了郭实猎从“西方中心”向“东方赋权”的转变。
第六章探讨郭实猎的多重身份与鸦片战争中的角色。1838年，他受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聘为中文秘书，参与虎门销烟谈判，却因林则徐的强硬而流产。战争爆发后，郭实猎随英军北上，任翻译与情报官，在定海短暂“执政”，自封“宁波太守”，推行“仁政”却遭士兵暴动。他目睹关天培部下的落后装备——“柳条盾牌与锈枪”——并向伦敦报告清廷虚弱。这些情报助长了英国的武力自信。作者引用郭实猎的战时日记，分析其矛盾心态：他视战争为“上帝审判”，却为平民祈祷。李驁哲指出，郭实猎的介入模糊了传教与帝国的界限，他的高调宣传在西方舆论中将中国塑造成“闭关顽固”的形象，推动了《南京条约》的签订。小结中，作者反思：郭实猎并非战争元凶，但其情报与舆论作用，加速了中西关系的断裂。
第七章考察郭实猎的出版与宣传活动，这是他影响“开放中国”的舆论层面。回英后，他著书如《中国的根源》（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将儒家与基督教类比，呼吁欧洲“文明开化”中国。作者梳理其百余部作品，包括地图、地理志和每月统记传，这些不仅传播中国知识，还为鸦片贸易辩护。李驁哲通过德文档案，揭示郭实猎的宣传策略：他游说普鲁士国王，促成柏林中国研究热潮，甚至影响了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但这些努力也招致批评，同侪视其为“夸大狂”。小结强调，郭实猎的出版桥接了中西知识，却以偏见为代价，加剧了文化误读。
第八章转向郭实猎晚年与遗产。1840年代，他在北京任职，却因健康恶化返回香港，1851年病逝。作者详述其情感生活：三次婚姻皆以悲剧收场，第一任妻在暹罗病故，第二任卷入丑闻，第三任为中国女子却遭排斥。这些细节源于私人信件，展现其孤独。李驁哲分析遗产：郭实猎启发了洪仁玕等太平领袖，也影响了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内地会。但其联盟的腐败遗留问题，导致早期中国教会分裂。小结指出，郭实猎的遗产双面：一方面推动本土化，另一方面助长帝国主义叙事。
第九章以图像视角收尾，考察郭实猎肖像在宣传中的作用。作者分析十余幅画作，如身着福建水手服的铜版画，这些图像流传欧洲，强化其“东方冒险家”形象。最早的“郭实猎信号塔”原型，即源于其上海观察站。李驁哲通过图像学方法，揭示这些视觉叙事如何塑造西方对中国幻想：郭实猎化身“文明使者”，却忽略了本土视角。小结中，作者感慨，图像如镜，映照中西碰撞的幻影与真实。
本书不仅还原了郭实猎，还折射出19世纪全球化的阵痛。全书两篇序言，王维江与吴义雄教授赞其细致与创新，强调其对中西史的贡献。总体而言，这部专著以郭实猎为切入点，深刻描绘了“开放中国”的多维图景：从个人野心到帝国野心，从文化交流到武装入侵。它提醒我们，历史非黑白，而是灰色地带中无数碰撞的产物。阅读此书，如同穿越时空，聆听那个时代的中西回响。